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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夫人李莎生前回忆“朋友圈”

时间: 2016-08-18 14:35 来源: 人民网
导读李立三在认识李莎之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并育有两男三女。为了爱情的远行李莎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童年,在阅读安徒生童话《夜莺》时,插画里的红墙黄瓦、华丽的宫殿以及神秘的庙宇和宝塔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自此,...

李立三在认识李莎之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并育有两男三女。

为了爱情的远行

李莎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来自童年,在阅读安徒生童话《夜莺》时,插画里的红墙黄瓦、华丽的宫殿以及神秘的庙宇和宝塔激起了她的好奇心。自此,中国在这位俄罗斯少女的心中留下了绚烂迷人的色彩。

然而,中国给她带来的消息却是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之间引发的混战,直到革命者李立三的出现,让她重燃了对中国的美好憧憬。

此时的李立三正处在逆境。李立三曾告诉李莎:“六大”以后,我被选入政治局,走上了高层领导岗位,当时才二十几岁,毕竟年轻幼稚,缺乏经验,加上后来又掌握了很大的实权,更是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中国革命完全可以在一夜间一举成功,到处组织罢工、游行,命令红军攻打大城市。谁知犯下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30年12月1日,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接受批判,承认有罪。

在了解李立三的际遇之后,李莎并没有远离他。李立三颇为感慨地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些认识,该有多好啊!”不过,李莎并不想与李立三结婚。“我并不是考虑立三在国内已有妻儿,我只担心他在苏联呆不长,如此匆匆来去,最后撇下我一人。”

李立三在认识李莎之前,已经有过四次婚姻,并育有两男三女。

李莎陪伴李立三度过了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一生。在李莎与李立三的后代看来,李莎“为了爱情的远行”,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生无悔。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对这样的问题,李莎的回答是:“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2010年3月28日,在李英男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李莎家中。当时,96岁的李莎与女儿李雅兰生活在一起,她依然阅读俄文报刊,更愿意说俄语。

1986年7月,李莎写给胡耀邦的信中说:“我知道中国有‘结草衔环’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虽然李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语版审订、《周恩来选集》俄语版审订,但是与中共高层的交往并不密切,李立三因为“立三路线”早已淡出了核心权力圈,而中苏交恶又让苏联人李莎处境尴尬。

不过,这并不影响李莎对中共高层人物的观察,尤其她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让这种观察更耐人寻味。作家王蒙讲述过李莎的一个小故事,“李莎说立三与她在文化上的差异。立三自己抢先上了公共汽车,李莎气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来,令人失笑。”

王明开口就是官腔

1936年2月,22岁的李莎与李立三结婚。按照中共党内规定,李立三结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于是,在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李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王明。

李莎回忆说,“王明个头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也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开口就是官腔,让人听着很不舒服。我还注意到他和立三讲话的语气相当冷淡,立三也同他保持了距离。两人貌合神离显而易见……王明在柳克斯公寓占据了一套宽敞的套房,平时深居简出,高高在上,对普通同志不屑一顾,只愿和大人物们打交道。”

虽然王明的态度冷淡,但是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婚姻。随后,李莎与李立三办了两次简单的婚宴。第一次是在柳克斯公寓,这个只有中国人的婚宴一共宴请了十几个人。瞿独伊曾告诉笔者:她和母亲杨之华参加了婚宴。“我当时还不到14岁。那个房子也不大,就是一个通房,里面一个帘子挡着的便是睡觉的地方。”参加婚宴的还有陈云等人。后来,李立三又亲自掌勺,在李莎母亲家里炒了一桌子中国菜,款待她的亲友。

王光美妩媚而端庄

1949年春,中共中央告别农村转移至北平香山。李立三一家也在同年5月住进香山别墅。

在香山,李莎总会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吃饭了吗?”

李莎回忆说:当我带着孩子出去散步时,无论何时遇到什么人,总会听到同一句问话:“吃饭了吗?”他们为什么对我吃饭了没有这么感兴趣?我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但出于礼貌每次我只得按实际情况回答,后来才慢慢明白,这是中国人互相打招呼的方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大多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吃饭问题至关重要,最受关注。”李莎解释说。

在香山,李莎没有见到周恩来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城内办公,刘少奇此时已秘密前往苏联。不过,李莎见到了刘少奇1948年8月21日在西柏坡新婚的妻子王光美。“有一次,我和立三在香山散步,迎面走来一位女性,她身材姣好,面庞清秀,穿着合身而得体的裙子和白色的短上衣,妩媚而端庄。她停下步来,温文尔雅地与立三交谈了一会儿……我和王光美虽然交往不多,但我一直佩服她的教养和品质。”

毛泽东舞步独特

中共高层从香山迁居中南海之后,李立三经常去开会或者看望老朋友,李莎陪同看望了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富春、蔡畅等人。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为高级干部举办舞会,护士和文工团的女演员前来伴舞。中共领导干部跳交际舞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延安窑洞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籍医生马海德的夫人带来第一部留声机,开始在自己的窑洞内组织小型舞会,并教会了毛泽东跳舞。

李莎说,毛泽东的舞步独特,腰杆笔直,表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带着舞伴伴随着音乐节奏慢悠悠地走动着,始终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一只手还在上下摆动,仿佛在指挥乐队。朱德也有军人风度,严肃认真,不过是原地前后踏步。周恩来在舞厅中则显得十分娴熟,移步换形,游刃有余,想和他结伴跳舞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长队。“在苏联,一般都是男性请女性跳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性如此主动地邀请男士跳舞,觉得有些不习惯。首长们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交谈着,而那些姑娘则成群结队地在周围转悠,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有机会就凑到跟前,笑眯眯地拉着首长跳舞。”

50年代初,中南海怀仁堂是北京城最大最好的礼堂,经常为中央领导办文艺晚会,上演最多的是京剧演出,因为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剧种。

临近开场,礼堂侧门悄悄传进话来:“主席来了,不要鼓掌!”于是,礼堂里观众席低头耳语相互转告。毛泽东迈着大步走向前排就座,全场一片寂静。“这的确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苏联,人们总是习惯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来迎接领袖的出现。”

有一次,毛泽东走进大厅,坐在李立三夫妇的前一排。休息时,剧场灯亮,毛泽东看见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说:“啊,小外国人也来了!”后来,毛泽东看到上一二年级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书籍,说同龄的中国学生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汉字,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以此为例说“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在双清别墅,李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记录下的观感是:“他的外貌与正式的肖像一模一样:蓬松的头发、高高的额头,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下颚上还有那一醒目的标志性的黑痣。他体态略胖,身材高大,略有点驼背,可能是长期伏案工作的缘故,肩上披着一件棉袄,脚上穿着一双厚厚的毡靴子。”

江青从轻盈到僵硬

相比伟大领袖,李莎对江青则没有好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声讨“四人帮”,有知情人说:“江青与李立三关系密切,经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到1950年,李莎的确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决不能因为江青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成员,就任意丑化她,把50年代的江青说成是穷凶极恶的妖婆。”李莎说。

学俄语在中共建政初期是时尚。经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荐,李莎去担任江青的俄语老师。李莎解释说:“我之所以被选中,一是俄语是我的母语,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许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辆胜利牌轿车接李莎前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给“第一夫人”上课。李莎回忆说:初见江青,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有教养、善于交际的良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动作像猫一样轻盈,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她讲话的声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对方。应该说,江青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的,有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门口时,总是用刚刚学会的词语与我道别。没有多久,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实际的原因是她对俄语的兴趣已尽。我教江青完全是义务的,江青后来托林利向我转送了一套贴花台布作为酬劳。

1966年夏,李莎在电视上再次看到江青时,“她的娇柔、轻盈已全然不见,目光冷酷,声音僵硬,有时简直是在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十足的泼妇相。”李莎说最不能原谅的是江青对孙维世的迫害:江青将孙维世列入“仇人”名单,给她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由于报私仇,把孙维世定为“关死对象”,而最大的“证据”就是她经常和我们一家来往,并替我们搞一些话剧演出的门票。

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夫妇参加了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一个国际家庭的灾难

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李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李莎在北京俄语学院任教。

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李立三更是众人眼里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参加。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入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李莎和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从此,北京城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李莎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李莎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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