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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像明君的昏君?崇祯帝这三次重大决策失误,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时间: 2020-03-12 17:12
导读“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1644年3月19日凌晨,33岁的崇祯帝在蓝色袍服上写下这...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1644年3月19日凌晨,33岁的崇祯帝在蓝色袍服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后,自缢于煤山半山一棵歪脖树上。

  自始至终,崇祯帝都认为,是大臣们害了他,以至于葬送了享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

  但真的是这样吗?

  急于求成的丢锅皇帝

  1627年,天启帝病逝,崇祯即位为帝。

  即位之初,这个16岁的少年做了一个饱受后人争议的决定,当时却深得民心的决定,收拾了魏忠贤。

  民间欢呼不已,称颂他为“圣人出”。

  他励精图治重用名将袁崇焕,任用“正直无私”的东林党人,眼看大明似有中兴之象。

  可后续发生的事,却说明了明朝败亡并不是其口中自称的“诸臣误朕”。

  作为意图挽大厦之将倾的皇帝,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是最要不得的性子,可崇祯帝不仅如此,还刻薄寡恩,喜欢丢锅。

  大臣稍微犯了过错,轻则被他怒斥、问罪,重则砍头、凌迟。

    据统计,崇祯帝在位短短17年间,一共杀掉7个总督、11个巡抚,同时,走马灯一样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

  兵部尚书更是高危职业,崇祯一朝,14个兵部尚书几乎没一个落得好下场。

  而他一上台就下令废除的工商税,更是让国家都没钱打仗了。

  于是他又赶紧加征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

  工商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富商,“三饷”的征收对象是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的全体农民。

  废除工商税,加征“三饷”,这完全是“劫贫济富”的节奏。

  再加上当时陕北一带天灾不断,民不聊生,可崇祯帝倒好,不但不及时赈灾(国库也没钱),反而派军队到陕北加征“三饷”。这不是逼民起义造反吗?

  这一点,就连清廷统治者都很清楚,他们在总结明朝的经验教训时说。

“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而在对待袁崇焕之流的能臣一类事上,则更是体现出崇祯帝的昏庸无能。

     我们知道,崇祯帝一朝有三位优秀的军事人才,即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他们都是治军的高手。

  袁崇焕培育了关宁军,卢象升培育了天雄军,孙传庭培育了秦军,为大明王朝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崇祯帝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

  袁崇焕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他屡屡挫败后金,所构建的“关宁锦防线”,让清军望而生畏、难以逾越。

  后来又千里驰援,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保得了朝廷安全,可却因遭到崇祯帝猜忌,被以“谋反”的罪名处以凌迟之刑。

  孙传庭在抵抗高迎祥、李自成的农民军上屡立奇功,他在黑水峪之战中俘获了高迎祥,在潼关南原伏击李自成,使得李自成全军覆没,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

  可就因为他谏阻秦军北上蓟辽,被崇祯帝以“恃娇”之罪革职下狱,达三年之久。1643年,孙传庭战死沙场,崇祯帝竟然怀疑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

     卢象升也是一名难得的军事奇才,他多次击败高迎祥、李自成农民军。

  1637年,皇太极命多尔衮南侵,从喜峰口攻入京畿,卢象升奉命前去抵御。

  由于崇祯帝疑心太重,他虽身为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实际上能够调动的兵力只有不到两万,导致兵少被围,战死河北。

  做事犹疑不决,又不能接受正确意见,急于求成,却又不敢承担责任,刻薄寡恩,自私自利,如此皇帝,谁人敢万死不辞?

  更遑论他在两次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是导致明朝败亡的最直接原因。

  两次重大的决策失误

  1620年萨尔浒之战和1627年陕西爆发的农民军起义是晚明政府的两大催命符,明朝政府不仅再也不能收到粮食大区陕西省的粮食,还必须多掏军饷、粮饷去应付大量敌对势力。

    大家都看出来了,明朝政府既要应对起义军,还要应对满清,这犯了军事上的大忌——两线作战。

  甚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清朝统治者与农民起义军曾经互相呼应:

  1634年——崇祯七年,农民军被明朝围困于汉中附近峡谷中;同时清朝发动入口之战,兵分四路向明朝腹地进攻,以宣府、大同为主要攻击目标,影响所及至于北京戒严。

  1636年——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在陕西盩厔(今周至)战败;而该年六月至九月,清军由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领,分路入独石口,进抵居庸关,攻克昌平,直逼北京。

  1638年——崇祯十一年,起义军败于梓潼,被迫出川北上,是年冬,明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设伏于潼关原,起义军面临覆亡;同时清朝自该年九月令睿亲王多尔衮、克勤郡王岳托等率领清军分两路,一入墙子岭,一入青山关,至通州会师,包围北京。

    1634年,1636年和1638年这三年,农民起义军都曾惨败,尤其1638年,由洪承畴率领的五省联军就要把农民军彻底围死之时,清朝入关,洪承畴被迫北上救援,农民军得以逃出生天!

  反过来说清朝,如果明朝不把大批军队放置于陕甘用于平息农民起义军而是大举进攻满清,满清也撑不了多久。由此可见满清与农民军就是利用了明朝的两线作战才都得以生存下来!

  而如果议和,则明朝军队可集中全力消灭起义军。

  其实,崇祯可以先与满清议和,然后调集全部精锐部队针对农民军。

  许多人认为其实满清统治者并没有与晚明政府议和的诚意,其实这是不对的。

  当时满清人口总共几百万,大明上亿,客观来说满清的统治者并没有做好统治明朝的准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1638年这一年,皇太极对北京还是“围而不打,抢劫为先”。

  这就表明晚明政府与大清和谈,应该还是可以换得明清和平,以便前者抽出全部兵力镇压农民军!

  但是可惜,晚明政府没有这么做。挽救大明江山的最好机会,就这样被白白错过了。

  最后一夜的疯狂

  1644年的三月十八日卯时,被李自成大军所围困的北京城黄沙漫天,箭矢如大雨般向城内倾泻,吓得守军胆颤心惊,不填铅弹,以空炮向外鸣放。

  士兵甚至向城外大顺军挥手致意,等大顺军稍稍退去,才将空炮射出,唯闻空响。

  午时时分,李自成出人意料地派来了投降的太监杜勋来到城下喊话,提出大顺军要求“割地讲和”的方案。

  此时的崇祯皇帝正在奉先殿坐立不安,听说杜勋前来谈判,立即秘密召见了他,内阁首辅魏藻德随侍在旁。

  《甲申传信录》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城入讲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勋具以事白上,且言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沈,但不奉诏与觐耳。”

  大概意思是让崇祯帝满足李自成三个条件。

  一,封李自成为王,割西北地归大顺军管辖;二,犒赏大顺军银百万两,大顺军退守河南;三,大顺不受朝廷节制,不奉皇帝召见,但是可为朝廷平定内乱,并以强兵劲旅阻止清军南下。

  事实上如果此方案得以实施,明末清初的历史必将改写,而这已然是挽救大明国祚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作为一个面子比命重要的皇帝,哪怕崇祯知道此刻已危在旦夕,却依然不愿意自己去承担骂名,于是他下令新上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去主持议和,想把“黑锅”甩给他。

  结果魏藻德此时却一言不发,气得崇祯当场写下一句话“文臣皆可杀”,然后一脚踢翻了龙椅,甩手退朝。

  傍晚,李自成见王事无望,终于狠下心来,下达了全线总攻的命令。

  在守城大太监曹化淳(此人有争议)和王则尧等人密谋献城之下,李自成亲率大军疾驰蜂拥而入,一路直扑紫禁城而来,官军获悉望风披靡,皆做鸟兽散,内城随即被占领。

  深夜,崇祯和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崇祯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远望着城外烽火连天的场面,徘徊许久回到了乾清宫。

  回宫后他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助太子朱慈烺。

  然后他召见了周皇后和袁贵妃,和她们痛饮数杯后,他哀叹道:“苦我民尔!”

  袁贵妃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

  皇后和妃子们都忍不住流泪,宫人们围着他们也开始哭泣,崇祯让他们各自谋生去。

  周皇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边磕头边哭着说:“妾跟从皇上有十八年了,皇上从来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

  崇祯安慰了痛哭流涕的太子和永王、定王,并命令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

  再三叮嘱太子和永王、定王后,他让周皇后出去,周皇后回到了坤宁宫后自缢而死。

  崇祯随后又召来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公主号啕大哭。

  崇祯哀叹道:“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

  说完左袖掩面,右手拔出刀来砍断了她的左臂,可怜的公主便昏死了过去,同时也挥剑刺死了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

  宫中顿时传得沸沸扬扬,惊呼皇上动刀了。

  崇祯来到了西宫,命令袁贵妃自尽。不料绳带断裂,袁贵妃遂堕地昏去,许久后才苏醒。

  崇祯见状,便拔剑对她乱砍了几剑,所幸未伤及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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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崇祯手执三眼铳与数十名拿着斧子的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然而守门的人以为是内变,炮矢相向之下,他们不得不向南奔去。

  他们从胡同绕出城上,望见正阳门城墙上挂上了白灯笼,白灯笼从一到三悬挂,表明情况危急,大势已去。

  后转向安定门,然而守门的人已经逃跑了,大门深锁,太监用利斧也无法劈开。

  这时候天快亮了,他们无奈地回到了皇宫。

  发了疯似的崇祯在十九日的清晨,自己去敲响了景阳钟。

  自明朝开国以来,这口大钟曾召唤历史文武百官上朝,200多年以来紫禁城每天都会听到景阳钟的54声响钟,但这天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终于,下着雨的万寿山成了崇祯最后的归宿,在这座山的一株梅花树旁他留下了“诸臣误朕”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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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崇祯一生,初即位是个嫉恶如仇的少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明君,挽救大明江山来让质疑者闭嘴,可是一旦做不到又开始找原因推卸责任。

  其实,他只是一个喝太多心灵鸡汤的少年,怀揣着美好的理想,听着成功人士的故事,幻想成功,却不考虑自己适不适合那条路。

  平心而论,一个临危受命的16岁的少年,从小长在深宫,见识还不如同龄的我们,没有自己的班底,举目无亲,你让他去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现实吗?

  也许,无论时人还是后世的史学家,对他盖棺定论之时,本就不该去苛责什么。

  1644年,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彻底地化为了历史。天运如此?抑或运势已去?终究是无力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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