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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C号作战计划”覆亡始末

时间: 2016-08-22 13:43 来源: 文史精华
导读在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日军特工队袭击八路军总部的惊险一幕已为国人所熟知:日军驻山西第一军特工队在队长山本一木大佐率领下,长途奔袭八路军总部,企图消灭八路军首脑;稍后,在其袭击下,八路军总部首长被迫撤...

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日军特工队袭击八路军总部的惊险一幕已为国人所熟知:日军驻山西第一军特工队在队长山本一木大佐率领下,长途奔袭八路军总部,企图消灭八路军首脑;稍后,在其袭击下,八路军总部首长被迫撤离,以避其兵锋。然鲜为人知的是,《亮剑》这一幕在60多年前确曾发生过:1942年,日军第一军为完成其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作战任务,组建“特别挺进杀人队”,对八路军高级领导人进行刺杀。同《亮剑》中日军特工队的命运一样,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最终覆灭,其“C号作战计划”亦以失败而告终。

日军“C号作战计划”覆亡始末

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

1940年8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历时4个月之久的百团大战。此役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八路军取得如此战果,令侵华日军极为震惊,其在遭受惨重打击后纷纷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

1941年新年伊始,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便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本中国派遣军也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同时,陆相东条英机也宣称:日军要消灭一切华北不屈服的人,要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随后,日军便集中兵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尤以刘伯承、邓小平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在作战形式上,日军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以“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式,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所在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为重点。日军对我敌后根据地实行辅以“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总之,为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日军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均予以坚决还击。华北敌后军民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武装工作队等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极大地消耗和削弱了敌人,保存和积蓄了自己的力量。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在论及1942年夏季日军“扫荡”前的形势时写道:“共军第18集团军军部及129 师仍盘踞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

太行山纵贯晋冀豫三省,其东西方向有正太铁路,东沿有南北贯通的平汉铁路,当时是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也是八路军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鉴于此,认为是负责讨伐的第一军行动不力才屡次招致“扫荡”失败的冈村宁次,便责成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战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 师的作战计划。

日军第一军军长岩松义雄在七七事变时还是大佐级军官,他在八路军百团大战后便由第十五师团长提升为第一军军长。4年之间能升为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岩松义雄自然有其出众之处。根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年度作战计划,岩松义雄在冈村宁次训示下,与幕僚绞尽脑汁,制定出了一个所谓“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计划”,即“C号作战计划”。

岩松义雄的“C号作战计划”作战设想为:“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3期进行。第1期消灭沁河河畔(太岳区)之共军;第2期消灭涉县北方地区(八路军总部驻地)之共军;第3期消灭涉县南方地区(129师师部驻地)之共军。”很显然,其作战目标直指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等统帅机关。

为此,岩松义雄还特地成立了两个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突击队“特别挺进杀人队”。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挺进队由第一军第三十六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益子队隶属第二二三联队,重点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大川队隶属第二二四联队,重点破坏八路军129 师师部,刺杀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在进入根据地之前,岩松义雄还给挺进队队员大量发放了他印制的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照片和简历。

苍茫万里、连绵起伏的太行山上,一时间黑云密布,杀机四伏。

为确保“C号作战计划”的成功实施,日军华北方面军自1942年4月开始便相继对冀东、北岳和冀南地区展开“扫荡”,继而又于5月初出动3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铁壁合围”和拉网式“大扫荡”。日军企图以此作为其“扫荡”太岳区、消灭太行区八路军总部的烟幕。

就在彭德怀与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专注于冀中战局发展的时候,岩松义雄于5月14日率领第一军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及第六十九师团一部共7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突然“扫荡”八路军129师386旅所在的太岳抗日根据地。紧接着,岩松义雄又秘密从各地抽调兵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形成包围之势。

岩松义雄其时并不知道八路军总部已被围住。然在其对太岳根据地进行“扫荡”之前,益子挺进队便或身着便衣,或化装成八路军模样,夜行昼伏,先期潜至根据地内。此时,日军挺进队利用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包围圈中八路军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以为是129师首脑机关,便报告了岩松义雄。岩松义雄收到情报后急命日军各部收缩包围圈。

由于日军对整个作战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自带数日粮秣,不生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宿村住店,因此,八路军总部并没能提前得到消息。及至5月23日日军完成包围后,我军方得知处境的险恶,遂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迎敌的策略。

当时,八路军总部除一个特务团外,没有更多的作战部队。面对大举“扫荡”的日军,彭德怀和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加强警戒,做好反“扫荡”的战斗准备。随后,针对日军的作战企图,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定:总部各机关分散突围跳出日军的合击圈,向东转移,必要时可转入“敌后之敌后”的冀西一带。

24日夜,八路军总部机关乘黑行动,准备通过敌人火力较弱的偏城东据点,往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进发。由于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行进,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到达十字岭后暂时驻营休息。当时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1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狭长地带。25日拂晓,日军主力1万多人突然从两翼包抄十字岭。

形势危急。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德怀率部向西北,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展开行动。

分路突围开始后,左权便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陪同彭德怀在警卫连的掩护下先行向北突围。左权叮嘱王政柱和警卫连长唐万成一定要把彭德怀护送出包围圈,因为这不仅关系彭德怀个人的安全,也关系到总部的命运,关系到根据地的建设。随后,在警卫连的拼死护卫下,彭德怀顺利突围。罗瑞卿、杨立三率部突围后,虽亦遭到日军的合击,机关人员有一定的伤亡,但两人最终也安全脱险。唯独左权这一路,由于承担着为大部队掩护和断后的艰巨任务,伤亡较大。

当时,日军在发现我军有从十字岭突围的意图后,便加强兵力进行堵截,并派出飞机侦察、袭击。八路军后卫部队在左权率领下,与日军展开激战。至25日下午4时,总部直属机关大部分已经冲出了包围圈,但左权仍然不顾个人安危,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剩余人员疏散。

此时,日军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十字岭,其飞机也在不停地向八路军突围队伍投弹、扫射。我军在左权的指挥下,且战且退,已冲至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的山垭口。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就在即将翻过山垭口进入安全地带的时候,几发炮弹袭来,爆炸后弹片击中了左权的头部,一代抗日名将就此走完了他37年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

在日军的这次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除左权壮烈牺牲外,总部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海凤阁、野战政治部组织部科长李文楷、锄奸部科长李月波、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也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外,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军工部政委孙开楚等人在突围中被俘。

看到自己精心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刚实施便取得如此“重大战果”,岩松义雄欣喜若狂。稍后,冈村宁次也对岩松义雄予以嘉奖。一时间,岩松义雄好不威风,更觉取彭(彭德怀)、刘(刘伯承)、邓(邓小平)等人首级皆非难事。

左权牺牲后,八路军总部吸取经验,采取“居无定处,行无定向”的战略战术,灵活而主动地牵着敌人主力在大山深处兜圈子,使日军逐渐疲惫不堪但却找不到我军主力,更无从对彭德怀等八路军总部首长下手。鉴于此,岩松义雄认为“C号作战计划”的第2期作战任务已无完成的可能,便决定实施第3期“C号作战计划”。岩松义雄这次一改“围剿”八路军总部时的作战方略,代之以大川挺进队的刺杀为主,大部队“围剿”为辅的策略。

在这之前,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八路军根据地的日军特务,以及换上八路军军服、背上挎包的大川挺进队队员,已在根据地内猖獗活动,四处刺探八路军情报,伺机刺杀八路军129师高级领导人。

日军的行动并没有逃过八路军129师情报人员的眼睛,八路军的侦察部队早已对日军的刺杀计划有所耳闻,并及时对敌特的动向进行了跟踪:

1942年5月上旬,129师参谋长李达就将日军最近的活动规律向师长刘伯承做了报告:“我特工人员获悉日寇今日会发动一场‘驻晋日军总攻击’,估计比春季‘扫荡’的人数还要多。此外,敌人还派出大批特工人员,潜入我根据地刺探情报,谋杀师长您和邓政委,两支别动队还扮成八路军进入太行山。”

10日,刘伯承得到太行第1军分区于5月2日发出的一份报告:据敌工站2日报,1、敌北支派遣军饭诏守中将拟于5月份“扫荡”太岳区,闻正调集兵力。“扫荡”之敌主要进攻目标为武安、涉县、辽县、武乡、邢台、沙河等地区。2、敌方已将情报员派往我军方向,调查我是否有进攻破坏正太路之目的。余情正详查中。……

刘伯承看着一分区的报告,说:“情况的确是很紧急了。敌工站的同志作了贡献。只是有一点,这个情报是5月2日发出来的,已经晚了几天!这说明传递情报很困难。如果敌人提前行动,我们就被动了。不能等了,要很快拟一个准备反‘扫荡’的通知。”。

12日,129师正式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反“扫荡”命令。命令刚发出去两天,日军即以三十六师团、四十一师团和第六混成旅团的8个大队共约7000人向太岳南部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扫荡”。而129师反“扫荡”命令发出时,邓小平正在前往中条山的路上,他因此做了必要的准备。日军的这次暗算无形中被八路军情报人员和刘伯承所化解。

不久,129师师部进驻太行山腹地涉县会理村的消息为敌特获悉,日军大川挺进队便扮作八路军模样,悄悄向会理村开来。与此同时,岩松义雄也积极部署日军主力部队对129师师部的合围。

23日,129师师部收到第五军分区的报告:“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理前进模样。”当时,在129师师部担任守卫的仅有一个加强特务连,其余都是机关文员,基本上不能形成多大的战斗力。身陷险境的刘伯承和李达立即决定分头准备转移,到固新宿营。在转移时,面对狡猾、猖狂的日军,129师在刘伯承的指示下也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凡有关军事秘密和129师行动与驻地,一律不准在电话上明述,以防被敌探截取。

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侦察人员就报告说:师部转移之后仅仅3个小时,即有一股伪装成所谓“新六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到129师师部原来的驻地。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到哪里去了。这支“独立支队”,便是专门执行刺杀任务的“大川挺进队”。

后来天津出版的《东亚新报》曾刊载了一篇“大川挺进队”参加太行山5月份“扫荡”的文章。文章写道:“大川挺进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进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难渡过了漳河,……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129师师部会理村驻地)之时,人家刚刚离出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王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

其实,刘伯承的129师师部仅仅离开会理村不到3个小时。如果当时刘伯承稍有犹豫或是动作迟缓一点,师部首脑机关就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本人也很有可能在日军“C号作战计划”中遭遇不测。

岩松义雄见刺杀不成,便故伎重施:他企图先以重兵“扫荡”敌后根据地,然后以“铁壁合围”方式将129师师部团团围困,进而一举歼灭。岩松义雄冀望能以此来给其“C号作战计划”第3期作战任务,即消灭八路军129师的任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敌众我寡,根据八路军总部突围的经验,刘伯承毅然决定将师部直属队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为免于突围行动时挤在一起,刘伯承还将两个梯队成梯次进行配备。

6月8日,129师师部开始转移。刘伯承带领大家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夜行晓宿,在山沟中转悠两天后,于10日中午便到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的张汉村。但意想不到的是,从张汉村往后的道路越来越难走。当时部队行动所走羊肠小道地图上没有标,只能靠看星星辨别方向。一路上既不能点火,也不能开手电筒,行军非常艰难。鉴于此,李达建议原地休息,天亮再走。刘伯承考虑到可能会遭日军偷袭,便跟李达商量后带领部队稍作休息后于11日中午返回张汉村。

正当大家以为在张汉村可以松口气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警卫部队侦察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避开敌人,钻入杨家山。

部队刚翻上一道山梁,便发现杨家山已被敌人占领。刘伯承经过观察后发现,只有西北方向的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他看了看地图,对几个尚在犹豫的参谋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他在1799年就曾经率领一支大军,从人迹罕至的地方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救出了被困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鬼子自然不知道有这条路。我们就走这条路吧。”众人听后皆赞成刘伯承的意见,于是,大家便跟着刘伯承开始顺着小道往前走。

部队刚登上一个小山岗,就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朝着他们走过来。开始,刘伯承还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便带领师部向他们靠拢。待走到双方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刘伯承猛然发现对面来的竟是日军部队!急中生智,刘伯承带领129 师前梯队悄悄地钻入了另一道山沟而没被日军发觉。就这样,刘伯承又一次以其聪明机智,脱离了危险。

后来,刘伯承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感慨地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日军费劲周折的“扫荡”未能消灭八路军主力部队,其寄予厚望的“特别挺进杀人队”也没能成功刺杀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首长,岩松义雄不禁对其绞尽脑汁制定出来的“C号作战计划”感到失望。恼羞成怒的日军也在屡屡失手之后把屠刀对准了无辜的平民百姓,他们开始疯狂屠杀根据地军民。当黎城县被日军攻占后,被抓被杀的无辜群众多达700余人,事后仅城关的水井内就打捞出了173具尸体。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更大愤慨,八路军的游击部队和广大民兵紧密配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战斗方式,与日军展开坚决而艰苦的斗争。

针对敌人“扫荡”中对我根据地的蚕食,八路军在野战政治部的统一安排下,组织了大量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铲除敌特,镇压汉奸,进一步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也瓦解和涣散了敌人特别是伪军伪职人员的斗志。八路军首脑机关则采取“居无定处,行无定向”的战略战术,在灵活而主动地牵着敌人主力在大山深处兜圈子的同时,指挥太行、太岳部队的千军万马跳到外线,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人后方的据点、仓库、补给线和交通干线,发动了全面的反攻,1942年5月30日,八路军129师新1旅1团在副旅长黄新友的指挥下,对日军的潞城机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袭击,烧毁3架敌机和10数辆军车,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在太行山军民内外两线作战的夹击下,来势汹汹的日军的“扫荡”被成功粉碎。稍后,曾被岩松义雄寄予厚望的“特别挺进杀人队”,也在129师的一次突然袭击下土崩瓦解。至此,日军第一军精心准备数月之久的“C号作战计划”,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宣告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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